如何在引进西方系统性、规范性的管理手段过程中，实现中西方优秀管理思想的交融？这是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国际管理学会院士陈明哲教授认为，王道精神是融合中国文化和西方管理方式的有效途径。为此，《北大商业评论》特别邀请陈明哲教授与本栏执行主编何志毅教授一起探讨中国企业面对转型压力如何积极运用王道精神。

不仅是道德诉求，更是战略思维

何志毅：王道精神，这一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追求经营平衡之道的企业理念，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作为一名长期在海外从事管理研究的学者，是什么促使您提出王道企业这一理念？

陈明哲：我常在思考，任何企业都希望做到永续经营，这是企业的理想，也是企业家的本分。那么企业怎么才能实现永续经营呢？这是我首先思考的问题。

其次，面对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和挑战，我看到中国企业正在迅速崛起，开始大批地走出去。然而，看到客观经济行动活跃的同时，我开始自问，企业能否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文化竞争力，形成更深层、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我对美国和美国企业的理念也进行了反思。为什么美国政府为全世界做了那么多事，却招来骂声一片？因为美国是强势文化，往往认为自己有最好的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往往居高临下，把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习惯强加于人。美国的企业在这方面也一样，追求所谓标准化的全球运作，却引来了其他国家的反感。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正暴露了美国二三百年来管理制度的脆弱本质与结构缺陷。

这些因素促使我提出了王道企业的理念。我认为，中国与华人企业不能再走美国的路子。

何志毅：王道的对立面是霸道，说到霸道，往往会想到美国，它往往会以一种绝对主义的姿态，将一些思想和模式强加于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王道应该也包含道德层面的内涵，而王道精神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包容性，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包容性？

陈明哲：其实我不仅仅将王道看作一个道德诉求，它更是一个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寻求差异化的理念。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结合西方管理优势的同时，也要把握中华民族文化自有的特性。在这方面，王道企业是非常合适的差异化战略。进一步地说，起步较晚的中国企业，如果只会追随或模仿西方的管理模式，不仅很难跟西方企业竞争，长久下来甚至会陷入困境；相反地，如果要在全球竞争中大力跃进，战略性地运用自身特有的王道精神，反而可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我很认同您说的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包容性，也就是说，企业必须平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视角。比如，美国或者说美国企业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多，但世界各国对美国却颇有微词，从根本上分析，就是因为没有以全球化的视角考虑问题。

何志毅：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中，“王道乐土”更多的只是士大夫和老百姓所想象与描绘的一种理想境界，大多数强盛王朝执行的都是“内法外儒”的统治思想。那么王道企业的思想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而不是停留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描述中？

陈明哲：我认为，王道企业更应该是一种“外法内儒”。企业和政治有很大差别，王道企业是王道精神在企业的表现。虽然强盛王朝在政治上推崇“内法外儒”，但在企业管理上，基本上是“外法”为主，而至于“内儒”则要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推崇。

为什么是“外法”？因为从企业的经营环境上看，“外法”是让企业在一个法规制度下来运作。无论公司法还是财产法，都是规范企业行为的法规。更重要的，还有市场的规范。如果企业违背了市场规则，就可能被市场淘汰。很多西方大公司都是经历多年市场游戏规则的考验而幸存下来的。

“内儒”则来自中国文化，因为组织的文化和国家的文化可以互相呼应。文化的建立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企业家必须长年蕴育、铭记于心，更重要的是于行动中见真章，践行王道。

对于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王道企业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与管理理念。

平衡各方利益是根本

何志毅：对于与中国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企业，王道精神对他们是否同样适用？文化的差异是否会使王道精神在理解和执行上存在较大的障碍和偏差？

陈明哲：实际上，王道精神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它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也适用于西方企业。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水乳交融”，这其实就是王道精神的精髓。就像中医和西医一样，西医很强势，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比中医更为科学；但中医却有上千年的历史，蕴涵着更深厚的文化与哲学精髓。然而，医生在救人时，根本不会考虑是中医，还是西医好，只要能把人救活就行。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王道精神本身推动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的企业家也在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文化差异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怎样跟中国传统文化挂钩？怎样和西方管理思想融合？西方企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系统规范的管理，但它很少触及到理念和文化的层次。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才会从文化、王道这两个角度提出对中国企业的建议。

由此，我最近提出了“文化双融”概念，并将今年国际管理学会年会的主题定为“西方与东方相遇”(West Meets East)；副标题则为“启迪，平衡与超越”(Enlightening, Balancing，Transcending)。

何志毅：那您在西方讲学的时候，怎样将王道精神里面的中国文化传递给西方企业？

陈明哲：主要强调的还是理念和实践，我觉得中国有很多有益的思想，但是怎么样去推广和应用这些思想正是我们这一代要做的。王道其实就是“内圣外王”，也就是企业以自身的理念与实力“王”天下。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政”是“众人之事”，其实企业本身就是众。因此，我在西方讲王道，其实是通过王道精神把周围的伙伴吸收进来。比如宏在海外扩张的时候，它永远不绝对控股，持股比例一定是在50%以下。

总之，对于企业而言，归根结底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这和“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是同样的道理。在这种想法与做法下，王道自然能成为企业长青的一个方式，一条路径。

何志毅：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曾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在应用王道理念管理企业时，在方法论上是否有别于东方企业？您在研究中是否发现西方王道企业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对于中国企业有哪些借鉴意义？

陈明哲：王道精神包含的内容较为宽广，西方企业如果处理得好，同样能取得成功。比如做弧焊的林肯电气，它是一个百年老店，其他同业企业面临倒闭的时候，它还保持长青的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把所有的技术成果与同业者分享，这就是王道精神的很好体现。从西方的战略观点来看，林肯电气可以说是运用了其他竞争者的资源来扩展整个产业的规模与份额。这种商业模式与生态系统在许多高科技与移动通讯产业已经被证实是一种胜利方程式。

由于它的技术共享，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然后它以产品数量的增多和价格的降低来回馈顾客，因此林肯电气的这一做法很好地平衡了股东、员工、上下游的厂商等各方的利益。同时该企业还倡导个人竞争，发挥每个员工的创造力。所以，一个好的理念或精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应该适用。

“己”与“彼”的关系是精髓

何志毅：您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王道这两个角度提出对中国企业的建议。但是现在研究中国文化在企业管理中运用的人，大多是历史、文学、哲学领域的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只有理念和概念，而没有系统性、规范性的制度支撑。

对于管理理念我归纳成四个方面，分别为道、法、术、器。道是理念和概念，法是规章和制度，术是应用管理的方法，器是形成的软件工具。也就是说，在管理研究中，首先要有一套成体系的理念和概念，在此基础上要有能够支持这些概念和理念的规章和制度，另外还要有管理方法，最后还要形成一些简单的工具。

陈明哲：您说的四个层次正好与我的想法一致，我通常也将管理思想用四个层次来描述：最高层次是文化理念，接下来是系统化的知识，第三个层次是实际管理经验和案例，最后才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方法。

我所钻研开创的动态竞争战略之所以被称为“后波特时代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它以中华文化作为思想内核，同时又整合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实用性与分析法，这也就是您所说的“道”、“法”、“术”、“器”，一以贯之。而其中“道”置于首位，企业竞争离不开文化的根基与战略的较量。

对于战略管理思想，我一直用以上四个层次进行阐述。并且强调体系化的联结。例如《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是针对自己，“知彼”是针对竞争者，儒家思想的精髓就是“己”和“彼”的关系，也就是这两者如何实现融合，达到“人-我-合”，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何志毅：刚才您说到动态竞争理论，它是研究“己”和“彼”关系的典范，我们知道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不同企业之间，甚至不同行业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内，动态竞争无疑体现出巨大的价值。

陈明哲：是的，复杂多变的商业生态系统，让宏观、固化的竞争方法效力减弱。我所主张的动态竞争，就是怎样从对手的角度来看世界，然后针对竞争对手的策略做出判断，最后再看这个判断与对手实际行动的差距有多大。这个差距就能测度你对竞争对手的了解程度。竞争对手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包括上下游厂商，来影响你的竞争结果。类似这样的要素，你只有通过具体而动态的分析才能觉察、判断进而行动，并经过一系列的竞争实践，最终达成自身的竞争战略。

怎样平衡各方利益？这也正合王道精神。商业生态系统既有上下游的关系，还有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如果能把生态系统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清晰地画出来，并把你所处的地位和创造的价值也画出来，就可以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真正的王道讲求互利共赢

何志毅：您刚说到价值链，这让我想到了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定位，现在国内产业领域的两个主要趋势，是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以及国内企业在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和挑战下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但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王道精神？

陈明哲：首先，我觉得中国要走出去，在这个世纪里继续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关键和必需的一点就是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至于创造的内容，可以是技术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以及管理理念的创新。我认为基于本土特色创造出适合中国企业特性的管理理念才是内核，而王道精神就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

从根本上说，中国企业在从事全球化扩展时，不应当依赖单方面的霸道思维，而需多关注当地文化，并且留意各利益关系方的需要。中国企业若能赢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和当地舆论的赞赏，而不只关注当前的财务利润，那么距离王道企业就越来越近了。

当然，中国企业如果要实践王道精神，还是要审视一下“天时、地利、人和”，不能急于求成。现在中国大陆有家王品牛排，它最初创建于台湾，这家公司对员工的管理所体现出的王道精神，是很少有企业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企业应该成为大家尊重的对手，而不是令人生畏的对手。这也反映在我的另外一个观念上：真正的王道讲互利共赢、共创价值，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把竞争的代价降到最低、功效提到最高。中国与西方之间，同样可以实现王道的平衡。

本文选自北大商业评论